中國水產頻道報道，據南方都市報訊，家庭藥箱里的藥品過期了，隨手沖進馬桶；養殖場的魚生病了，大把撒入帶藥餌料……水并沒有消融一切，危機在悄悄積聚。近日一份學術報告顯示，我國地表水已檢出6 8種抗生素，且濃度不低。 誰是水中抗生素污染最大元兇？污水處理廠是否有足夠清除能力？最終最迫切的疑問是：它們會否形成一個黑色循環，進入飲用水之中？ 體外旅程 抗生素是PPCPs家族最受關注的成員。P P C P s，中文全稱為“藥品及個人護理用品”，1999年被兩位美國學者命名時，身份就是具有潛在危害的環境污染物。 從人們開始使用抗生素、消炎藥、化妝品的那天起，對環境尤其是水的威脅已然存在。2007年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評估報告中警告，抗生素已經成為一種新生污染物，必須要重視可能造成的生態風險。 當PPCPs這個龐大家族在國際大熱時，我國實驗室的零星結論沒有引起足夠重視，但不代表情況更好。 “作為世界上濫用抗生素最嚴重的國家之一，我國藥物產量的70%是抗生素，而在西方國家，抗生素產量只占藥物總量的30%�！本压婈P注抗生素污染的，是近日發表在《科學通報》雜志的一篇綜述論文，名為《中國地表水環境中藥物和個人護理品的研究進展》。 以往公眾多關注抗生素的藥效和濫用問題，此論文關注的是抗生素在人和動物的“體外旅程”，這曾被長期忽略。 按科學界主流觀點，抗生素并不能被人體和動物完全被吸收，一部分未代謝或未溶解的藥物成分，會通過糞便和尿液等排泄物，匯入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系統中。 2009年中國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研究人員在《生態學》雜志上提醒，還有大量的家庭藥品直接通過廁所或垃圾站丟棄，一些秘密的藥物生產廠家，將藥物副產物直接排入城市排污管道；非正規的實驗室里，原料及麻黃堿等中間品被直接倒入廁所，臨床實驗中使用的藥物也被直接釋放到環境中。 這樣的簡單處理讓抗生素輕易從人們眼前消失，卻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水環境研究者的視野里。在PPCPs大家族中，已有約158種成員在我國河流及湖泊等天然水環境中被捕捉到蹤跡，被報道次數最多的20種中，抗生素占據了前10名。 我國地表水環境中抗生素的總體濃度水平與檢出頻率均較高。以被報道次數最多的磺胺甲噁唑為例，在珠江流域的檢出率高達100%，最高濃度為157ng/L，遼河和海河流域更是高達173和221ng/L。而在西班牙的埃布羅河則未檢出，英國5個河口區的調查濃度均小于20ng/L。 誰是污染主力？ 上述地表水研究的綜述論文顯示，水環境中抗生素的主要來源包括：生活污水、醫企或工業廢水的排放；農業、畜牧養殖業及水產養殖業的直接排放或土壤滲濾，含抗生素固體廢棄物在垃圾填埋場的滲濾液等。 在我國，哪個渠道“貢獻最大”仍然存在爭議。 最受詬病的是畜牧和水產養殖廢水。綜述論文中列舉珠江流域各段的多次檢測試圖證明，畜牧養殖的廢水排放是地表水中抗生素的主要排放源。 這個判斷是根據我國農牧漁龐大的抗生素用量作出。2011年，廣東省農業科學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人員考察廣州市內數所養殖場，結果發現“目標抗生素在大部分養殖場畜禽廢物中均有檢出，表明養殖場大量使用抗生素”。 葉雪平是全國水產技術推廣總站國標漁藥安全使用批導專家組成員、浙江淡水水產研究所高級工程師，他經常給養殖戶培訓合理用藥。據他的觀察，農業部雖然明確規定了魚藥劑量，但文件表述的是“推薦劑量”，而現實中養殖戶們用抗生素等藥物給魚治病，為了加速治愈有時會用量超標。 雖然專家連年呼吁水產養殖業告別“抗生素時代”，但葉雪平表示，仍處于技術滯后狀態的水產養殖者缺乏“防病”理念，疫苗的市場推廣之路并不順暢，所以我國水產業目前依然依賴藥物治療，抗生素超標隱患仍然存在。 上海海洋大學水產與生命學院教授楊先樂則為水產養殖業喊冤�！梆B殖業抗生素數量最多一二十種，常規用量比較大的，加起來不到10種�？股刂饕ㄟ^餌料投喂，大多數進入魚體后經過代謝變成其他物質再排出體外，沒有被攝入而排入水體的不會超過10%�！� 楊先樂以他和同行的實驗經歷指出，即使抗生素排入水中，最多“一二十天”就能夠自然衰減，半衰期不如某些重金屬長。 相悖的結論在抗生素污染研究中多有出現，同時也有科學研究發現，抗生素等污染物進入水環境后，會被底泥和水體懸浮顆粒吸附，或者被微生物體儲存，形成水體PPC Ps儲存補給庫，在適宜的環境條件下就會釋放到水中，產生毒性從而污染環境。 誰是抗生素污染“主力”塵埃難定，而人們更關心的話題是，抗生素在地表水中的旅程是否能截停？ 回到體內？ 隨著水體的流動，抗生素難以抵御地進入了飲用水源———在研究開展較早、投入較多的美國等國家，這種擔憂已經變成了現實。 2002年，包括美國在內的12個國家在飲用水樣品中僅僅檢測到了非常微量的幾種藥品。然而到了2008年，美國24個主要大城市的生活飲用水中就被查出含有多種藥物成分，包括抗生素、抗痙攣類藥物、鎮靜劑以及性激素等。 最近幾年我國水環境中抗生素污染調查逐步展開，北京地區、珠江三角洲水系、廈門附近海域、黃河東流地區、貴陽地區的湖泊水庫、江蘇地表水、珠江廣州河段等水體都檢測出抗生素。 同一種藥物在不同河流中的濃度存在較大差異，上海理工大學環境與建筑學院副教授周海東認為，這可能與不同地區的抗生素使用量有關。 “目前沒有很明確的實驗數據可以證明，藥物在地表水中的存在會對人體有直接的影響。”周海東認為，但可能有間接或長期的影響，對生態環境造成潛在風險。 早在2010年全國政協會議上，農工黨中央向政協提交過一份名為《關于對PPCPs類新型水體污染物加強監管的建議》的書面發言。當時報道顯示，農工黨中央的專家調查分析了23種常用抗生素在上海市飲用水源水中的污染特征，認為上海飲用水源水存在抗生素污染，含量最高在100ng/L水平。氯霉素類、磺胺類和四環素類檢出頻率較高。嘉定地區和黃浦江上游抗生素污染相對嚴重，四環素類含量較高，這被認為與當地養殖業集中有關。 而2011年一位南開大學的博士對天津市市內各類水源進行檢測后發現：在其他水體均不同程度檢測出抗生素，但在飲用水水源地水樣及自來水水樣中均未檢出目標抗生素。 上海理工大學環境與建筑學院副教授周海東介紹，國內的調查和研究仍集中在地表水中，對飲用水的研究較少，不過這并不代表飲用水就是百分百安全的。 荷蘭的《整體環境科學》雜志2004年刊文認為，人們長期飲用受藥物污染的水，相當于長期接觸這些藥物，會使消化道出現菌群失調，導致致病菌大量繁殖或體外病原菌的侵入，從而引起胃腸道的感染，同時還會導致人體內耐藥菌增加，而且很多細菌已經由單一耐藥發展到多重耐藥。此外，被藥物污染的土壤與食物，也會最終間接危害人類。 能清除嗎？ 想去除已經存在于地表水中的抗生素，卻并非易事。 2006年美國一污水處理廠進出水中的18種P P C P s進行了24小時的連續檢測，結果表明，其中有10種PPCPs經過污水處理廠的各階段處理工藝后，仍未得到有效的去除。 我國對于消除抗生素污染同樣沒有高明的方法。污水處理系統中的微生物群落擔負著消除PPCPs的重任，但它們在與PPCPs的混戰中，明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PPCPs殘留濃度在污水中屬于微量等級，濃度之低限制了微生物群落的發揮。并且，不斷有新的PPC Ps品種前赴后繼，加入混戰，這讓微生物群落應接不暇。 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周啟星撰文指出，其中一些成分甚至是污水處理系統中微生物群落從未接觸過的類型。周海東說：“而且污水處理廠一般是沉淀、過濾，去除有機物及一些營養物質，很少有生物處理。” 盡管微生物群落已經暴露在PPC Ps環境中很多年，大多數藥物仍較難被微生物降解。周啟星的論文中寫道：“最壞的情況則是PPC Ps在出水中的濃度與進水中的濃度沒有變化，甚至比進水中的濃度還要高。” “最好的防治方法是源頭控制，”同濟大學環境科學院與工程學院教授、副院長尹大強介紹，國家指標上并沒有對PPCPs的源頭控制這一項，“因為它是個新事物，目前還沒控制到那個程度�！� “國外在環境介質里面的PPCPs濃度也沒有標準和常規檢測，但對PPCPs污染物優先控制�！睆�2006年開始關注國內PPC Ps的環境污染問題的周海東表示。 2010年農工黨中央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吁，重新修訂有關環保法規，將PPC Ps這一新型有害物質的污染管理納入其中。九三學社上海委員會也在今年上海兩會上建議，爭取在上海率先開展抗生素等指標的檢測研究。 源頭監管不到位，企業“渾水摸魚”式排污，污水處理廠的技術和理念相對滯后，只有少部分科研人員關注……諸多漏洞之下的PPCPs生態風險，如今更多仍只是實驗室里的故事。 南都記者陳顯玲實習生 黃慧玲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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